从南通法院的 “AI 法官助手” 自动生成裁判文书草稿，到苏州中院的 “未来法官助手” 实现类案精准推送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司法审判流程。这些技术革新确实破解了 “案多人少” 的困境，在规范裁判尺度、提升办案效率上成效显著。但当我们畅想 AI 全面执掌审判权时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：司法的本质是人性与价值的判断，这恰恰是技术逻辑永远无法企及的领域，AI 法官终究存在难以突破的固有局限。​

　　AI 无法替代法官进行深度价值判断与实质正义追求。司法审判绝非简单的 “法律条文 + 案件事实” 的逻辑推演，而是需要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权衡多元价值。江苏邗江法院的实践表明，AI 在道路交通、金融等要素式案件中准确率较高，但面对涉及伦理争议、社会影响深远的复杂案件，其生成的文书往往缺乏法律精神与司法智慧。当案件涉及情与法的冲突、自由裁量权的边界界定，或是需要考量裁判的社会引导效应时，AI 的算法只能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概率推断，无法像法官那样融入对公平正义的深刻理解、对社会伦理的精准把握。正如深圳中院的实践所印证，AI 能辅助统一类案裁判标准，却难以触及实质正义的核心诉求。​

　　AI 难以具备人类特有的共情能力与场景化认知。司法审判不仅要明断是非，更要化解矛盾、修复社会关系。在庭审中，法官通过观察当事人的神情举止、感知言语背后的情绪诉求，能够作出更具人文温度的裁判。而 AI 的语音识别系统即便能精准转录庭审话语，却无法理解方言背后的情感浓度，更难以共情当事人的处境与苦衷。哥伦比亚法官将 ChatGPT 的回答纳入判决书，但这只是辅助说理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裁判说理，必然蕴含着人类对人性的洞察与关怀。AI 可以处理结构化的证据材料，却无法解读案件背后的社会背景、家庭纠葛等隐性信息，这些恰恰是实现 “案结事了” 的关键所在。​

　　AI 的算法黑箱与 “幻觉” 特性构成司法公正的潜在威胁。司法的生命力在于公开与可解释性，但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往往处于 “黑箱” 状态，其决策依据难以被普通公众理解和监督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AI 的 “幻觉” 特性可能导致虚构事实或错误适用法律的风险，这在人命关天的司法领域绝不可容忍。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人工智能必须坚持辅助审判定位，正是担忧法官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削弱其主体地位。荷兰法官借助 AI 确定太阳能电池板寿命的案例看似成功，但此类事实认定若出现偏差，将直接动摇司法公正的根基。算法偏见、数据安全等问题，更让 AI 独立执掌审判权面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。​

　　人工智能为司法赋能是时代必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模糊技术与司法的本质边界。AI 能高效处理事务性工作、统一裁判尺度，却无法替代法官的价值判断、共情能力与责任担当。司法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怀与对正义的坚守，这需要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不断权衡与抉择，而非单纯的技术推演。当 AI 成为法官的得力助手时，我们更应坚守司法的人文底色 —— 那些需要温度、良知与勇气的判断，永远是人工智能无法触及的领域，这正是人类司法文明最珍贵的价值所在。